走进宜黄县黄陂镇霍源村，人们可以看到村边一丛丛青翠的簇生竹，它的名字叫“慈竹”。慈竹本产自我国西南，是四川竹类中分布最普遍的一种，亦称“子母竹”“钓鱼慈”，属禾本科，秆圆筒形，高5~10米，秆材坚韧，一般用以劈篾编扎竹器，又可作造纸原料。说到“慈竹”，村中父老都会自豪地谈起他们的一位远祖——乐史，慈竹就是乐史在四川为官时，从千里之外移植过来的。千年之后的今天，慈竹不仅在宜黄霍源村长势良好，《慈竹诗》所倡导的道德风尚更是在此世代相传。

乐史诞生于公元930年，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、方志学家、文学家和史学家，其巨著《太平寰宇记》，流传至今而不衰。

乐史生长的时代，正是“朱温扰京兆”，唐之后中国重新分裂、五代十国混战的时期。乐史的祖父乐程死于战乱，父亲乐璋在家园被毁后，携妻南逃，于公元924年来到江西临川郡，次年，定居于抚州。乐璋身负武功，被人举荐当了临川尉，不久，升为临川丞。公元929年，战火烧至江西，时年55岁的乐璋，为求太平，只好又告假“上山隐居”，以“祁嗣宜黄华山”的名义，迁居到偏僻的霍源山村。之后，乐史出生，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个“母梦异人，吞五色珠而生史”的神奇传说。晚年得子的乐璋乐不可支，据说为儿子取名就花了三天时间。他希望儿子首先是堂堂正正做人，故取字“子正”。又希望他能像祖父、太公一样，“乐诗、乐文”，荣登仕途，为国家兴旺效忠；“乐书、乐史”，见危授命，为天下太平尽力。乐史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，他胸怀大志，勤奋好学。南唐保大十年（952年），时年22岁的乐史科举考试及弟，是临川文化史上本土产生的第一个进士，之后，他做了齐王景达在抚州时的秘书郎。乐史的志向是遵循父训，效忠朝廷，为民求太平，南唐的腐朽使他对前途丧失信心，于是挂冠回乡，隐居办学。建隆元年（960年）正月，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，夺取（后）周政权，建立了宋朝，中国历史出现新的转机。开宝八年（975年），宋军随下金陵，李煜降，长期封建割据的政局结束。统一后的大宋王朝，经济恢复发展，社会逐渐安定。国运的昌盛，使乐史看到了光明，太平兴国五年（980年），他以大宋“见任官”的身份，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，再次荣登甲科进士。自此，“史得佐武成军，上书言事，擢为著作佐郎，知陵州（现四川省仁寿县）……”从此，仕途之路愈走愈宽阔。

“一枝丹桂两回春”“火浣重烧转更新”。陵州任上，乐史春风得意，他为国家统一、人民摆脱深重的政治灾难而喜悦，也为自己有机会在仕途中施展才能而欣感。

辛巳年（981年）春，出外巡视时，陵州城郊郭村坞中一丛丛的翠竹将他吸引，“一丛阔数步，森森数十茎。长茎复短茎，枝叶相峥嵘。去年笋已长，今年笋又生。高低相依赖，浑如长幼情”。经打听，他得知这就是唐代杜甫在《假山》诗中，曾经吟咏过的“慈竹春阴覆，香炉晓势分”的蜀中“慈竹”。“生向内，不离根本，非物象之奇，实乃草木之义门也”。喻物类人，乐史胸中涌起浓浓的诗情。他联想起唐末以来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，互相倾轧，带来天下大乱；五代时期军阀当政，人伦丧绝，造成世风日下。现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太平日子，弥足珍惜，从儒家礼乐与仁义的思想出发，他非常希望所处的社会，能似慈竹物象所示：“孝子侍父立，顺孙随祖行。慈爱必孝顺，根茎信天成”。他眷恋历史上好的时期，“吾闻唐之人，孝行常忻忻”，举出张公艺、冯宿、吕元间、虞卿、董洪直、钟绍京等人的生动事迹，盛赞其“孝行动天地，鸟兽皆随时”；他憎恶兽心人面者，列出李钧、李玕、崔湜等人的倒行逆施，鞭挞其“污人伦”“诚可悲”。他在诗中呼吁：“夫为人子者，莫若事尊亲。夫为人父者，莫若教儿孙。积善与行孝，可以立其身”。最后，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：“吾愿移此竹，栽于率土滨。使彼行人见，皆为慈孝人”。他不事雕琢，一气贯之，五言长篇，凡四十韵，叙事说理，七迁而韵味平易自然。

《慈竹诗》把做人的道理寓于物象之中，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乐史的政治理想。早乐史一百多年的唐代大儒韩愈，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，他的道统就是传先王之教，以正人心，使人人变为志诚君子，进而成为治国的人才。韩愈的道，就是孔子学说的核心：仁与义。乐史继承了这种观点，借慈竹以发挥。对慈竹乐史不仅作诗颂之，而且将慈竹植于府院中。据乐氏十三修宗谱记载：“公此诗初刻于陵州，再刻于舒州宣化庙，移竹归植，又于家屋屏风间书之”。乐史总企望能遍栽慈竹，让天下人从慈竹的“春阴覆”“长幼情”中，受到启迪和规范自己的行为。

《慈竹诗》产生于乱世初定之际，其颂扬的道德观念顺应民心，当然也是朝廷维护统治的需要。在我国，三千多年前的周公旦“制礼作乐”，以此治理国家，“礼”是道德规范，“乐”是包括诗、歌、舞在内的综合艺术。礼乐结合，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法规、制度、仪式。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尊儒，不但自己好读儒家著作，而且要求臣下多读，以明治国之道。在他的倡导下，北宋官僚队伍中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，连宰相赵普都曾自诩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。宋太宗看到《慈竹诗》，高兴之余，先后和诗四首。前两首为：“堂前慈竹绿荫荫，堂下儿孙考悌心。和气一门仁道尽，传家何用满簏金”；“有竹名慈世世昌，远移根蒂在陵阳。至今奕叶流芳盛，始信卿家庆泽长”。欲用《慈竹诗》来宣扬“孝悌”，打造和睦氛围，营建太平盛世，宋太宗可谓深领其中的韵味。大宋的最高统治者，对一首诗重视到如此程度，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
《慈竹诗》的影响，首先表现在乐氏家族内其理念的传承。乐史的三个儿子同登淳化三年进士，长子乐黄裳官至太常博士；次子乐黄中考中进士后，为持家政而不仕；三子乐黄目官至谏议大夫兼左庶子，受恩赐“金紫”朝服，死后追赠太子太傅，王安石在《乐氏源流序》中称他“性温淳，其为吏以廉洁，以文雅，初与父史同在文馆，缙绅荣之”；幼子乐黄庭咸平二年登第，亦升至太常博士；黄中子宝国，景元年进士；黄裳孙滋，天圣八年进士，应嘉祐元年乡举……正如清欧阳竞无为乐氏第十三修谱撰写的序文所言：“一时科名仕宦作抚郡临川人物之冠”，乐家“不染地邪行而孜孜以敬宗牧族”；清金溪进士辜彦卿《抚南宗谱氏》所述：乐氏“其源远，其流长，而其支派之大且繁，代有显人”。《慈竹诗》宣扬的伦理道德，从维系一个家族世系的千年繁衍中，似乎也得到验证。

作为抚州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位进士，乐史对临川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。自古以来，抚州人民勤于农耕，礼于诗书，明理务实，儒雅通达，自强不息，智而能文。宋以后，抚州才子以家族为单元成批、成块地出现，就像乐氏父子的这种形式。综观其例，都可以联系到乐史这位卓有贡献的文化先驱，联系到他崇尚的慈竹理念。